【釉下五彩】醴陵人和景德镇人唇战“国瓷”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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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陵人和景德镇人唇战“国瓷”的归属

国瓷精华——明永乐翠青釉碗

景德镇国瓷上的江山美

中国红花瓶 醴陵

（一）

为辩明“国瓷”的归属，醴陵人和景德镇人曾颇费唇舌。

这不过是个误会。 “国瓷”不过是个有歧义的名号而已。回望几千年的陶瓷历史，西安的唐三彩、德化的白瓷、景德镇的青花以及醴陵的釉下彩瓷，都能代表不同时代的中国。单就国宴用瓷或者国礼而言，醴陵人更应该理直气壮。如前所说，虽然1975年，景德镇人也曾研制过主席用瓷，但后续的开发和生产规模确实稍逊一筹。

毛泽东是湖南人。醴陵人会以如此不容辩驳的事实捍卫自己的骄傲。但陶瓷业快速发展的历史似乎更值得成为论据。据《醴陵县志》记载，这座毗邻长沙窑的古邑，清雍正七年开始烧制瓷器，光绪年间达到鼎盛。虽然相对于有着千年陶瓷史的景德镇，它不过是个后起之秀。但其崛起的速度和稳定的产业化进程着实让人吃惊。除了拥有足以和景德镇媲美的地理条件——湘江支流渌水穿城而过，沩山则带来了丰富的矿藏—一“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为它提供了强劲的内在推力。

“珠山八友”创始人之一的王大凡最喜欢读《曾国藩家书》，但他或许没料到湖南人也能造出精致的艺术品。整个清代，醴陵陶瓷一直寂寂无名，这主要归因于工艺的滞后。它虽然毗邻江西萍乡，距离景德镇只有500多公里，但由于崎岖的山路以及几代皇帝对于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无法东南取经。两座“瓷城”的隔绝一直持续到帝国最后的挣扎期。

此时，洋瓷的倾销已令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再也无法承受，于是一个原本被贬斥的湘西官员重获新生。这个叫熊希龄的人，在朝廷和当地士绅的支持下，于1906年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并开设了醴陵瓷业学堂——这要比景德镇近代的转身早三年之久，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开设了瓷业公司和学堂，俨如对垒。

熊希龄促成了两座城市的第一波交流。除了日本技师，他还盛情邀请了景德镇的能工巧匠一起来醴陵合作，共度时艰。遗憾的是，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外援”的名字。醴陵现有的资料只记载了瓷业公司中两位著名画师：萍乡的张晓耕和浏阳的彭攸琴。据说前者“既是釉上、釉下的全能艺人，又是才华横溢的书画家，金石、书画和花鸟、人物、山水无不擅长。”同时又对刻瓷、微雕和指头画有很深的功力，堪称旷世奇才。

当时湖南瓷业公司仿照日本陶瓷公司结构，设有圆器厂、琢器厂、彩绘室、机械室、化验室、电气室等部门，并使用德国和日本进口的设备，严格遵循现代陶瓷制造的工艺流程。其他部门有条不紊地工作，但彩绘室却有一阵不小的骚动。

瓷业公司的许多画师以为，景德镇人的到来大有裨益，几百年官窑熏染，古风想必还在。但对日本技师安凡理吉和大凡理吉，就不是那么欢迎——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和尚的名字应该叫做鉴真。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幸好这几位日本人都十分谦虚，他们不停解释日本文化与唐帝国的渊源，声称此次前来只是讨教。隔阂逐渐消除，倒不是因为他们坦诚的语气——对于煌煌大唐的追忆和想象，总促使寂寥的后世画师捕捉往昔的碎片和色彩，踏上一段段漫长而艰辛的修复旅程。

这一趟由熊希龄带领的旅程抵达了一个辉煌的节点。1 91 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上，湖南瓷业公司选送的“釉下五彩扁豆禽瓷瓶”如愿拿到金奖——共享这一殊荣的还有景德镇的王大凡创作的瓷板画《富贵寿考》。

今天看来，醴陵釉下彩瓷从这一荣耀中获益很大。“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国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市场的强劲驱动让釉下瓷产品迅速投入大规模生产，甚至润及了此后的醴陵陶瓷产业。而王大凡的瓷板画只是为他个人锦上添花。当然，也可以说再度提升了景德镇的名声——如果这个早已被中外熟知的中国瓷都，还有这个需要的话。

方此之时，殷弘绪已辞世180多年，从巴拿马博览会上归去的西方人依然迷惑不解：东方陶瓷密码不是早就破解了吗？但他们仍可庆幸，陶瓷“战争”中他们还是占着优势。而1 5年后，湖南瓷业公司宣告倒闭。

（二）

上海世博会举办的两年前，金煌瓷艺公司召集了众多瓷画师，准备再为醴陵拿一枚金奖。

这个“秘密计划”，直到得到世博会主办方批准后才决定公开。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宋定国、王坚义以及金煌瓷艺公司董事长陈志强组成智囊团——精锐力量凝聚在一起，志在重塑醴陵陶瓷的荣光。

和191 5年前进军巴拿马世博会时一样，众人围绕着作品的器型、图形设计等细节展开激烈讨论。激动的画师们四处寻找素材，两年来，他们废寝忘食地创作出十几个方案，从传统花卉到国画山水，相差甚远，一直到世博会前夕，仍然难以取舍。

“为什么不用各国国花做主题图案呢？”全程参与了设计及文案创作的湖南省海外交流协会前秘书长王建文忽然想起了自己两年前的想法。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众人的应和。但心思缜密的王坚义随即想到另一个问题：姑且不论寻找一百个国家国花的难度，如何将那些五彩斑斓的颜色，经过两次高温烧制呈现在瓷瓶之上呢？

被崇高目标激励的画师和匠人们，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但创造之前首先是回忆，年纪稍长的人开始凝神追想，当年湖南瓷业学堂如何调治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颜料，又如何使用双勾分水和三烧制法将它们完美呈现在瓷瓶上。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泥坯放进窑口，用800—900 度的低温烧成素坯，然后画师们开始用颜料在素色坯上作画，画毕，再经800~900度温度低温第二次素烧，烧掉绘画和装饰过程中带来的油性物质和其他有机杂质，然后上釉。最后入窑用1380～1400度的高温进行第三次烧制。日以继夜的沉思和劳作让他们身心俱疲。当他们一觉醒来，惊奇地忽然发现，万花仿佛一夜绽放。

2010年7月1 5日，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活动区。世界各地的游人终于看到了凝聚醴陵瓷人心血的《万花赏瓶》。这个高为50厘米的釉下五彩瓶，以世博会参展各国国花组成，器型以赏瓶和天球瓶为原型，圆球状的瓶主体象征地球，瓶体上百朵色彩斑斓、争奇斗艳的参展国国花，象征着各国和睦相处的繁荣盛世。瓶底部边角由牡丹花纹装饰，取义本次盛会落户中国：瓶顶部花边由上海市花白玉兰与如意纹组合而成，则寓意着世博会在上海举行。

遗憾的是，醴陵人的梦想落空了，本届上海世博会没有设立评奖环节。但他们没有失望，釉下五彩瓷再度受到世人瞩目的目标已经完成。正如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田申所言： “这应该是代表新一代釉下五彩艺术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了。”十天之后，醴陵人将“万花赏瓶”赠送给了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贝楠，后者连声惊叹： “very beautiful!”

景德镇的陶瓷，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景德镇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秦锡麟、张松茂联手，历时45天创作出巨型瓷板画《大地回春》，以青松、国花牡丹、上海市花玉兰花诠释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祖国大地春色长青的主题。此外，景德镇还有900件造型各异的瓷器作为映衬。景德镇瓷画师也在展厅内表演了瓷画艺术，而为他们前来助阵的是菲律宾总统阿罗约。

新时代的较量，两座“瓷都”似乎还是不相上下。

（三）

1955年10月，在毕业于醴陵瓷业学堂的画师吴寿祺倾力帮助下，已经失传20多年的醴陵釉下彩瓷终于重新问世。大功告成之后，66岁的吴寿祺首先考虑到的是传承问题。

当时的醴陵陶瓷研究所，本质上是一所陶瓷学校。在这里，担任技术师的吴寿祺将釉下彩瓷的奥秘全盘先后传授给了300多名醴陵青年。其中，有两位高徒做到了推陈出新。他们便是今天醴陵最富盛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与陈扬龙。

邓文科精于花鸟，他创造的“豪放写意画法”，用粗放的线条传达形神兼备的意境，使釉下五彩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或许怕是技艺再度失传，他早早就在编著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一书中记载了釉下彩瓷的详细烧制方法。

生于陶瓷世家的陈扬龙，对于泥土和颜料有着近乎痴狂的迷恋，立志用工艺表达陶瓷美学。经过多年试验，他在分水法的基础上，独创出一套“薄施淡染”画法——在颜料中加大水的成分，颜色随着水分渗透进瓷胎，颜色因而变淡，需要再次加色，加色时需分层淡染，浓处多加层，淡处则少着几层。由此画出的瓷胎，颜色层次鲜明，着色淡雅而又鲜活，而且在烧制过程中不会流色。陈扬龙创作的釉下五彩，常以牡丹为素材，莹润逼真，立体感十足。

如今，两位大师也都已在古稀上下。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醴陵釉下五彩瓷能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愿望已超出陶瓷自身而关乎城市命运，既是余英时所谓“士”之济世精神，又源自湖湘文化的传统——民国年间，曾就读于渌江书院的傅熊湘就以四字箴言的形式写就了《瓷经》，结尾处谆谆告诫醴人： “凡我醴人，要知瓷土，是我富源，亦我独有。山山有泥，人人可作。一县皆瓷，无人不乐。仿景德镇，设立工场。工作自由，出品改良。进之进之，勿怠勿倦。”

他们为此做出过许多努力，除了技艺上的锤炼之外，还积极与景德镇等地的画师进行交流。事实上，孙新水已率先成为两座城市的沟通大使。这位出身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大师，抗战时期，随父亲步行来到醴陵，靠制瓷手艺维持生计。建国后，他由釉上粉彩改为画釉下五彩，取得了更大成就。1978年，邓小平赠送给日本天皇的“釉下松鹤文具”，便是由他绘制。

在这位大使的指引下，加上高庄、梅健鹰几位中央美院教授的促成，1957年，醴陵和景德镇的画师们有了第二次“官方互动”。两地陶瓷研究所的青年画师抱着学习的目的互访。陈扬龙对当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上半年，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的王锡怀、汪桂英、潘文锦三人先到了醴陵，他们水平已经很高，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至今，陈扬龙的家里还保存着当年与三个景德镇画师的合影照片，吴寿祺坐在中央，一脸肃穆，周边两座瓷都的年轻人则朝气蓬勃。

下半年，轮到陈扬龙和醴陵画师到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学习。但这次“回访”给他的印象并不是那么完美： “我们跟着王步、王大凡这几个大师学习，但是确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倒不是他们保守，而是我们的水平太差了。当时可能还没有达到和大师学艺的水平。”

归来之后，醴陵的画师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差距。“景德镇历史悠久，画瓷器的水平肯定比我们高。醴陵的釉下彩瓷失传了这么久，需要向‘老大哥’学习的地方很多。”如今，已经是国家级大师的陈扬龙语气仍十分谦虚。

此后的几十年里，两座瓷都的画师很少往来。陈扬龙发奋图强地革新釉下五彩瓷，成绩不俗。但来自景德镇的压力依然存在。他记得，1993年自己带着一批釉下五彩瓷到日本展览，日本朋友爱不释手。其中有人问： “醴陵在江西什么地方？”

这让陈扬龙以及同行的邓文科有些尴尬，但他们并不介意，而是把梅健鹰的教导一直记在心里：

“不要刻意模仿景德镇，醴陵釉下五彩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如今，醴陵陶瓷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醴陵瓷艺堂的艺术总监黄永平说： “醴陵的釉下五彩瓷从一开始就走正规的学堂教育模式，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传承模式。正是由于他的先进性，醴陵釉下彩才会有如此的快速发展。”

他的观点与邓文科不谋而合，后者在接受湖南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说，一门艺术，一个行业的繁荣不是靠某某大师带徒弟带出来的，而是机制。年代不同了，这个时候，把艺术作品做成艺术产品不是万万不可，而是势在必行。

（四）

就在醴陵烧制出失传的釉下彩瓷的第二年，当地的一首“思情鬼歌”也被发掘出来。

“（女）我哩满哥哥鬼呃，昨日搭个信哪。（男）哎呀我哩妹妹鬼呃，莫挂心哪！”深情而火辣的民歌，作者已无稽可考，由于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被改编为醴陵特色瓷乐。听起这首歌的人，多数会联想起湖南的红辣椒、水墨画般的湘绣以及鲜艳明朗的釉下彩瓷。一种文化，竟可以渲染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空间！

而在金煌瓷艺公司的彩绘室，我们似乎看到了唱歌的姑娘们。她们多数埋首勾描，时不时灿然一笑，红润的脸与素色胚胎相映生辉，柔荑之手跟随毫管拂过瓶面，不时转眉凝望桌边的画样或者书法作品，似乎在雕饰心爱的玩具。时间悄悄流逝，这样的情形，总令人想起对窗绣画的仕女。虽然洇染幽情的古典意趣早已一去不返，她们仍是陶瓷生产线上最美的一环。

醴陵国有陶瓷厂的变奏曲，其实是和“思鬼情歌”在同一个文化基调上。金煌瓷艺脱胎于国光瓷厂——这个醴陵曾经最大的国有陶瓷厂，湖南主要的出口瓷厂之一，却因经营不善而举步维艰，股份制改造，它拆散成为几十个私营企业，才终于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无心插柳地，由继承创新了釉下五彩瓷的金煌瓷艺撑起了醴陵的门面。拥有1200 多名职工的群力瓷厂，和国光瓷厂情形仿佛，以炻瓷为主的华联瓷业入股之后，群力借力“红色文化”，成功地塑造了“红官窑”品牌。两大国有瓷厂的变迁，既是出于市场的驱使，也是“湘文化”发力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醴陵是“满哥哥鬼”的故乡，景德镇则是“瑶河调”的滥觞之地。

实在太过凑巧，1 950年代中期，景德镇有一个采茶剧团，其多数乐曲都取自浮梁县瑶里的“瑶河调”——瑶河流域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发祥地，高岭土就产于瑶里附近的高岭山。如果这个“移民瓷城”仍有记忆，便能想起这种小调源自浮梁远古时代“唱”出来的祭词。起伏跌宕的调子，祈祷高岭土神的庇佑：刚柔交和的韵味，又催生出不息的窑火。

而中国任何一种民歌既需要渲染，也必须祛魅——否则既无助于保持它的特色，也无法使之飘向更辽远的世界。而对于两种风格迥异的调子而言，寂静的时代固然彼此相扰，但在嘻杂的时代里，却可以凝成高亢如云的合唱。音乐如此，陶瓷亦然。

我们试图从逐层演进的色彩序列解读中国陶瓷的密码，却从音乐中得到预示性的震颤。不同时代的画师，他们内在世界的咏叹与对唱，不禁让人想到汤因比对中国历史演进模式的推断。当然，谁也无法仅仅根据色彩预言未来，但画师们握笔勾描的姿态激发了观看者生命的激情。那些看起来冰冷的瓷器和附着其上的画面，似乎总有声音在提醒我们，如何将意义赋予生命，又如何寄身于器，演绎生生不息的“道”。

关键词：醴陵人和景德镇